道教诗词是反映道教生活、抒写超凡脱俗情感的诗歌作品。道教诗词发端甚早：在东汉的《太平经》中，便可略见端倪。与《太平经》同时代的《周易参同契》多用四言、五言及骚体赋体裁。《参同契》的文体运用诗歌形式以论炼丹的特点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东汉以降，道教组织逐步壮大，道教诗也随之增加和日趋成熟。魏晋南北朝间，不仅在道门中秘传著炼丹诗、咒语诗，而且在社会上流行著游仙诗。 炼丹诗以炼丹为内容的诗歌作品：从形式上看，炼丹有外丹、内丹之分，故而炼丹诗的内容也有内丹、外丹之别，或主内丹、或主外丹，或内外兼而有之。以七言一句的形式，运用象征的文学手法，暗示炼丹原理和作用。其意象的运用颇为隐晦，但其比喻与象征手法则又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除了炼丹诗、咒语诗外，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在社会上也有较大的影响。游仙诗是一种歌咏神仙漫游之诗篇，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楚辞》，如屈原的《远游》，也不乏仙人漫游的描绘，颇多浪漫色彩。在道风盛行的背景下，游仙诗遂应运而生。其体裁多为五言，句数不等。梁萧统《文选》首列游仙诗为文学体裁之一。从作者身份来看，游仙诗可分为道人游仙诗和文人游仙诗。道人游仙诗与文人的游仙诗都表现出「冲举飞升，遨游八极」的浪漫色彩和奇幻的想象力。不同点是：道人的游仙诗往往是崇道思想与神游境界的结合。 唐宋以来，反映道教生活和追求成仙的诗歌日益繁荣起来。一方面是道人们热心于诗歌创作，如著名道士吕洞宾、施肩吾等结合山水名胜的描写，表现自己对道教宗旨的见解和神仙信念，通过修道方法的描述，以昭示道教教义的深奥哲理。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在受到道风濡染或者观察体验了道教生活之后，也创作了一些此类题材的诗歌作品。从隋末唐初的诗人王绩到盛唐诗人孟浩然、李白，从北宋西昆派代表杨亿、张咏到南宋诗人杨万里，都有吟咏道事、游仙畅玄的诗作行世。在这些诗人中，有的思想旨趣基本上与道教的神仙理想合拍，有的虽然并不那么虔诚相信道教，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又往往表现出追求道教神仙的意境。

道教有重人贵生的传统，富有“文化养生”的品格，这也是“道教文化”的在养生文化中的深刻意蕴。

关于“本体养生”。“本体”自然是哲学探讨万有存在基础的基本范畴，在道门哲学中，本体是指道体，即以道为本体。自在、整全、完美的“道”成为道门一切活动的思想导向，合乎“道”原则标准的言行举止都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实现“求以得，有罪以免”的身心安顿和天下大治。因此道门就提出了“道在养生”的观念，就是修道以养生。具体说来，就是知道、明道、修道、证道、得道的一系列过程及其结果，也可归结为“生道合一”的理念。“道”的精髓何以在“养生”呢？这是因为“道”体具有“生”的特性。《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不过是万物中有灵者，自然也为道所生。《云笈七签·元气论》深入剖析了道与人身的关系：“道生阴阳，阴阳生天地，天地生父母，父母生我身。”既然“道”是“我”生的决定者，“我”之“生”（生命、生活、生存、生长等）必然守此道。只有保有了“道”，“我”之“生”才有了持续不断的生命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坐忘论》说：“夫人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道从本质、本性上说是“周行不殆”地“长

久”存在，永不停息。在道门看来，人的存在以及社会的存在只有得到“道”，才能得以像“道”那样永恒地存在下去。《老子》第七章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从而奠定了“道法自然”的养生根本原则。在道门看来，得道则生，失道则亡，概莫能外。《太上老君内观经》曰：“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则长存不亡也。”只有“道”在我身，则我不亡，可得长生。恰恰因为世人难以知道、信道、行道、得道、守道，所以多未能长存。于是《内观经》还说：“知道易，信道难。信道易，行道难。行道易，得道难。得道易，守道难。守道不失，身常存也。”可见，“道”对于“养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人不能养生者，并非“道”远人，而是人自远于“道”。《养性延命录》引《妙真经》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养生者归结一句话，所谓本体（道体）养生，那就是主体对本体的认知与体悟，进而将这种认知与体悟导向对思想、行为的自我调适，最终达到养生的一种文化养生形态。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这正是“道在养生”的深刻意蕴所在。

修真理论

修真又分现实修真及小说修真。小说修真的名词和境界不具备任何可行性，仅为小说家言，供人娱乐。

通过烧炼金丹，服食来达到长生的外丹术已逐渐没落。现修真界主要以金丹大道的内丹学，即丹道为主流，讲究修炼神气。

老子道德经曾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丹道即三返二、二返一、一合于道。其名词为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后又增添炼虚合道、虚空粉碎一说)即精气神的返还过程。又因人精气不足，又创出补足精气的练精化气，使人从后天补亏达到先天，以便开始修炼。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唐代封文始真人），故称文始派。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又称隐仙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这些众多的门派，从功法上讲，略分三类，其一是阴阳双修的栽接法门，其二是清净孤修的静坐法门，其三是阴阳栽接派和清净孤修派的结合体。

根据门派不同，所持论调各不相同，每个人的情况又不同，功法亦千变万化。

世俗修真门派以东派、西派、南派、北派、中派]划分，隐世门派为古仙派。（古仙亦有分别，此处不便多述）简而言之，修真方法无人引路不可私自修习，否则后患无穷，如今慕仙之士也要防止上当受骗。

文化困境

无人领导改革

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必然会产生一些糟粕与包袱，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历久而弥新，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愈来愈完善。举例而言，佛教由创立于印度，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小乘的佛教倡无常、苦、空、无我，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到了大乘，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土文化影响，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开始转变而主张常、乐、我、净。到了唐代，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深入于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到了民国后，西风东渐，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大力倡导佛教革命，从教义、组织、财产等方面着手，主张人间佛教，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死人）的宗教，转而为活人的宗教。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太虚的佛教革命，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说明于下：

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980）十二月，十六岁出家。在清末民初时，当时的社会巨变，西洋风潮大量涌入，达尔文进化论盛行，太虚学佛之余，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清末之时，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民国成立后，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太虚于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

「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但这样的主张，却被当时的《佛学丛报》丑诋为妄人邪说，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文云： 「太虚和尚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本报按：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

太虚的改革主张，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陆续于《佛教月报》发表《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等文章，否定造物主，也否定灵魂说，以为「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 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而「无为」一词，用的更是道家语。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太虚更在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撰《整理僧伽制度》，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主张政教分离，「分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分别为之议制度，实行集产制。」 并撰《人乘正法论》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拟以此深入民间，改良社会。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二月，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杂志创刊号开始发行；《海潮音》杂志为佛教的重要刊物，太虚利用它来倡导自己的改革主张，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众相斗，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散发传单，予以攻击，并称印光为「第一魔王」。

太虚学生宁达蕴、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谛闲说成是大魔王；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谛闲是「猪头长老」，称王一亭、黄涵老为「蛆虫居士」；用词都是极为苛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其传单有三数千言」，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魔王」、「猪头」，可以想象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交相攻击，甚至杀戮等情形。其后虽然大乘胜了，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并保留了下来，小乘、大乘由矛盾对立，而终归于统一。同样的道理，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着时局的变改，而取得了胜利，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尤其是专心于念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 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历程是艰辛困苦的，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 反观道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金（宋）时王重阳创全真道；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布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底下再略举数项，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于下：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复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南华经》、《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 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三、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台湾的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妈祖的，自认是妈祖信徒；拜关公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只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在台湾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缺乏讲经布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台湾无线的电视台甚多，定时播出佛教讲经节目的，有六七个，甚至有许多电视台是整日播放佛教节目的。佛教有自己传道的专用电视台。除电视台外，扩播电台亦有佛教讲经节目。相对的，在电视台或播音电台方面，几乎全看不到道教的讲经节目。如此传道，如何能得信众？而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间小规模的木栅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众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五、修持法门过于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众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众，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梁。 道教由于流传久远，所以派别众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箓，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谷、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众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汇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众。

六、过度的包容，丧失了自己

兼容并蓄，本来是一种美德，也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由于道教有宽广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土，虽有宗教争执，却不会产生宗教战争。而争执的结果，则是逐渐走向融合。但过度的包容，却反而使优点变成了缺点，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失败的主因。自宋以下，长期来大量混佛入道的结果，造成了今日的民众不能区分佛教与道教，以为拜佛即是信道。这种情形不仅在台湾如此，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也如此。笔者今年三月初曾到新加坡开会，道教界的李至旺道长告诉笔者说新加坡有的道庙甚至将印度神及回教神一起设在庙中来拜，但这种看似宗教融合、民族共存的寛大胸怀，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招来了印度教徒、回教徒的抗议，认为亵渎了他们的神只。这个例子说明了过度的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包容并非坏事，但必须有选择性，也不能仅从包容对方神只入手而已，而是须从哲学义理、科仪、传教方式等多方面上着手，用包容来将对方长处摄取为己有，如此才能得蒙其利。道教包容，促成了佛、道的融合，但过度的包容，也让道教丧失了自己。举例而言，由于明末《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倡导，于是道教将观音、锭光佛、文殊等神吸收为己神，同属玉帝所辖。但因给予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佛、道不分的后果。相对的，佛教虽也吸收道教的神只，如关公在道教的阶位是帝君，然而佛教却把他说成是受智顗渡化的神而已，阶位仅是佛教的护法神，地位低下可知。道教将佛教的神置于高阶，佛教将道教的神置于低阶，于是相形之下，造成了佛在道上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