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的个展“地书”在上海举行，展示其小说《地书》的创作理念和过程。这本刚刚出版的《地书》，号称“任何人都读得懂”，而该书从内容到封面，没有一个文字，而是用各种标志和符号，讲述一个都市上班族一天24小时的符号化生活。有意思的是，这一看上去很时尚的作品，灵感却来源于中国象形文字。“最当代的艺术，真正的灵感来源有可能是我们古老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徐冰说。
作为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徐冰总强调那句朴素的老话，“艺术源于生活。”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他也对一些“以让人看不懂为深刻”的当代艺术提出批评，“这是当代艺术系统，利用人们对艺术的尊重心理制造的结果。真正好的艺术应该是雅俗共赏的，这才是最难的。”
认为看不懂才算艺术是一种误区
中国青年报：《地书》是用各种标志符号叙述一个都市上班族一天的琐碎生活。您怎么不讲个更“文艺”的故事？
徐冰：主角“黑先生”的生活看上去平淡，但那是每个上班族都会经历的。很多小说追求新奇、曲折的故事，我追求的是最概念化、最普通的故事。一本书所涉及的深度，并不一定是由故事的曲折与复杂决定的，往往是由所触碰的问题是不是人类生存要命的问题决定的。
我一直强调，“艺术源于生活。”对于这个说法，大家有点儿熟视无睹了。但总结自己多年参与艺术创作的经验——经历社会现实主义学习和创作的阶段，又经历中国新潮美术阶段，之后在西方直接参与当代艺术的创造，现在又回国进行艺术创作与教学——我发现，对我有帮助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艺术家如何处理手中的活儿，如何处理你的艺术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你处理这个关系的技术高下，决定了艺术价值的高下。
中国青年报：您一直强调在《地书》中，“文盲可以和知识人一样，享受阅读的快感。”这是想向大众传达什么信息？
徐冰：我创作的底线，是希望对人们的思维有所启示，提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与方法。符号本身带有民主性与平等性，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这本书对他们来说都是平等的。
中国青年报：您在2011年的一次讲座上说，“不要因为看不懂当代艺术作品就产生自卑感，误以为自己缺少艺术教育。”这让我们很有共鸣。我们在看不懂的当代艺术作品面前，确实有点自卑感。
徐冰：这是很多人的误区。人类制造艺术是为了让人看不懂吗？但现在大家确实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看不懂才算艺术。其实，这是当代艺术这个系统，利用了人们对艺术的尊重心理制造的结果。有人说，艺术应该非常崇高，探讨深刻问题。实际上真正好的艺术应该是雅俗共赏的，这才是最难的。
中国青年报：您是说很多当代艺术让人看不懂，其实是在故弄玄虚？
徐冰：确实存在一些故弄玄虚的成分。究其原因，是现代艺术系统本身发展的时间短，不像其他艺术品种那么成熟。这是非常具有实验性的领域，也一直在发展的同时做着自身瓦解的工作。因此，就会有很多鱼目混珠的东西，会泥沙俱下。它的不成熟与不确定，会让一般人没法把握它。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参与其中的专家，也没那么容易把握。
当代艺术系统中有个很重要的艺术家叫杜尚。当年，杜尚把小便池作为艺术作品放在美术馆，提出“艺术和生活一样”的主张，谁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这个很了不起。但同时，他也给艺术家留了一个特殊身份。杜尚把小便池摆在展台上，就成为艺术作品，就价值连城，一个工人把小便池摆在那里，就不是。如果我在扫地，就成为一个行为艺术，就有价值，一个清洁工在扫地，却不构成这样的价值。所以，艺术家的特殊身份，让现代艺术在这样一个悖论的关系中不断发展。今天不少艺术家对解释作品负责，但对作品本身不负责任。
中国过去一直有自己的艺术品位与标准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当下国人的艺术素养如何？
徐冰：总体来说，一般大众的艺术素养确实还不高。其实，中国过去一直有自己的艺术品位与标准。但传统的品位和标准，被西方艺术素养的价值标准冲击、取代或混淆。另外，对西方这套新的东西，咱们又不懂，于是咱们的艺术标准也变得混乱了。
中国传统的艺术素养与标准，与中国整体的文化品位有关。比如，我们讲究琴棋书画，重视书法，在古代字写得不好就可能中不了科举。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这体现了一个人的整体素养和文化品位。这些东西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化素养是两回事儿。刚才你提到，我们很多人看不懂当代艺术，就会觉得自己的文化素养不够。但其实西方观众对西方的当代艺术，绝大多数也是看不懂的。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审美的教育。现在这种审美教育好像已经遗失了？
徐冰：对，现在除了西方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有非常强的崇洋媚外的因素。这个崇洋媚外，几乎成了我们认识问题的一种习惯。很多人的文章、说话态度、分析事物的角度，都体现着这种影响。
现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要用中国的文化来参与当代艺术的创造，但由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核心生疏了，崇洋媚外又根深蒂固，我们并不懂得怎样使用我们的传统，特别是传统价值核心的部分。
中国青年报：您是怎么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呢？
徐冰：以《地书》为例，这个作品看上去是当代文化的，但实际上启发我的，是象形文字。我们的阅读与文化，体验事物的方式，与自然界的关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字影响。中国人的特殊性、中国方法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文字的特殊。
对于象形文字的传统，我并不是照搬到作品里，把它写得更好看或者把它图案化，这属于“廉价地使用”我们的传统。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廉价地使用”传统，在艺术创作中仅仅是堆砌传统元素。我认为，传统必须被激活。我们要让它最核心的部分与我们的思维发生关系。
符号化与程式化是我们文化中非常核心的部分。中国人喜欢将复杂的事情简洁化、符号化，这是中国人的习惯与态度。比如，我们喜欢使用四字成语，即使很多人对一个成语的出处与故事都忘了，但可以熟练地使用。再比如，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和各种脸谱，都是符号化的思维。京剧表演的很多手势，也是符号化的。要表示愤怒、想办法、蔑视、关门、迈门槛，都是程式化的，都是在长期不断提炼中形成的动作和符号。这些不断程式化的符号连起来就组成了一台戏。这和《地书》的工作是一样的。我们收集来这些约定俗成的符号，把它们组装、拼搭，表达想说的情绪与故事。这与我们传统文化方式内在的部分非常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是一种养料。我之前的很多创作，灵感都来自中国的文化内核。
中国青年报：很多人很感兴趣您当年创作《天书》时，采用了活字印刷术。
徐冰：这种理解就还停留在表面，活字印刷术只是表象，没有真正地理解我们传统文化有价值的东西。《天书》中我使用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中国人的沟通方式。我们沟通的方式是，通过不沟通来达到沟通的，就像禅师不告诉弟子禅理，而是让弟子自己去思考一样。
再比如，中国人的自然观。中国人讲究生命脉络与自然相融合，所谓“天人合一”。我们的国画就是最好的体现。中国文化崇尚自然，所以绘画选择非常自然的材料，完成的过程需要艺术家和自然共同完成。画家在下笔时都要考虑与墨、宣纸之间的关系。
年轻人要加强自身的艺术素养，就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发现艺术。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智慧。（徐冰，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